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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军巨济岛战俘的日常生活
根据1949年日内瓦公约的人道主义原则，联合国军管辖下的全部战俘营随时都会受到国际红十字会代表的检查，任何违反国际法及惯例的行为会很快变成报纸的报道。收容所里的战俘自治制度、提供给战俘一日三餐以及轻度的工作形式的劳动。在这里，没有战场上的殊死战斗，没有连续的强行军，而且，也没有对冬天寒冷的担心。
战俘营作息时间
-上午5点30分：起床、早饭
-上午6点30：集合点名
-上午7点：劳动
-上午11点30分：午饭
-下午1点：集合点名，下午劳动
-下午4点：劳动结束
-下午5点：晚饭
-下午8点：点名后就寝
下午5点晚饭后到晚上点名就寝前，是战俘自由活动的时间，战俘们可以利用这个时间读书、洗澡、洗涤等
卡宾枪”下的战俘营
巨济岛是韩国第二大岛，面积约400平方公里。1951年11月，美军先后把17万名战俘强行押到岛上，建起了许多战俘集中营，实施白色恐怖管制。
战俘营遗址的入口位于岛中心的一个山坡上，这里曾是当年战俘营警备本部的所在地。一进入战俘营遗址，就见到一个雕塑：一支美式卡宾枪高耸，枪下的战俘有的仰天呼喊，有的低头长叹。当地解说员告诉记者，“这一雕塑展现了在美军白色恐怖管制的囚牢里，战俘们想念家乡之情。”
继续往前走，就是战俘营沙盘展示馆。沙盘展示了当年战俘营的全貌：战俘营密密麻麻地布满了一个峡谷的两侧，总面积约1188万平方米。
过了战俘营沙盘展示馆，便进入了一个代号“62”的战俘营。这座战俘营里的一个雕塑吸引了记者的注意：两名全副武装的宪兵堵在一个地道口外，挥舞棍棒，殴打从地道里向外爬的战俘。讲解员说：“当年战俘们为抵抗白色恐怖管制，建立了各种联络渠道，挖了不少地道。这是当时宪兵堵在地道口镇压战俘的情景。”看着战俘营里的一层层带尖刺的铁丝网，岗楼上黑洞洞的机枪口，专供战俘用的破汽油桶制成的厕所以及志愿军战俘受到非人虐待的图片和实物，人们禁不住对美军虐待战俘的种种不人道行径感到愤怒。
志愿军战俘“夺旗斗争”
在巨济岛，2万多志愿军战俘大部分被关押在第71、第72和第86号战俘营。美军为了向战俘灌输所谓的“自由和民主”，一开始就给战俘“洗脑”。美军先是派一些神父给志愿军战俘传教，妄图使战俘信奉“上帝”。但不久，美军发现战俘竟然把圣经拿来当手纸，于是又指使蒋介石派来400多名国民党特务，混入战俘营进行策反。美军让特务和叛徒在战俘营内成立准武装性质的“战俘警备队”，以“维持秩序、防止暴乱”为名，对不屈服的战俘实施罚爬、罚跪、吊打、往肛门里灌辣椒水、甚至裸体塞进装了碎玻璃的汽油桶里在地上乱滚等残酷刑罚。志愿军第72战俘营最先实现这种白色恐怖管制，却被美军公然称之为“模范战俘营”。美军采用种种残忍阴险的肉体折磨、精神摧残与政治陷害手段，妄图使战俘失去重返祖国的勇气。
为粉碎美军的阴谋，爱国战俘团结起来，展开各种形式的斗争，坚决要求回到祖国的怀抱。1951年10月9日，志愿军第86号战俘营发生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夺旗斗争”。当时，在美军神父的指使下，特务和叛徒阴谋在第二天“双十节”升起青天白日旗，以制造“中国战俘心向蒋介石”的假象。爱国战俘粉碎了这一阴谋，夺下并烧毁了青天白日旗。美国兵闯进战俘营，80多名爱国战俘惨遭毒打，年仅20岁的王绍其被活活打死。
1952年4月8日，美军对战俘营里的中朝战俘强行实施“遣返甄别”。特务和叛徒们采取一切手段阻止战俘表达回国的意愿。从四川大学参军的志愿军战俘林学逋，在第72号战俘营因号召难友们回国而被叛徒挖心示众。第71战俘营的战俘为激励第72战俘营难友的义举，在巨济岛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遭到美军开枪镇压。
扣留战俘营美军司令
为了反抗美军白色恐怖管制，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战俘进行了坚决斗争。在其中一个战俘营里，记者看见一面墙上挂着三面旗帜：一面是中国五星红旗，一面是苏联国旗，另一面是朝鲜国旗。巨济市都市行政官、战俘营问题专家朴泰文向记者介绍说，“这些旗帜是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战俘们用囚衣缝制的。”
战俘营里的一些物品和图片还详细介绍了志愿军战俘们为争取回到祖国，与美军展开了殊死斗争的情况，其中“杜德将军被扣”事件更是震惊了世界。
美军在战俘营强行实施“遣返甄别”，激起了广大中朝战俘的义愤。1952年5月7日，在志愿军战俘的配合下，朝鲜人民军难友在战俘营门口将美军战俘营司令杜德将军扣留。中朝战俘打出标语：“答应要求，保障安全；如武力镇压，后果自负”。美军战俘营司令被扣事件轰动了世界。美第八军司令两次紧急来到巨济岛，他下令称，决不答应战俘要求，必要时将实施武力镇压，并把准备镇压的时间定为5月10日。中朝战俘们并没有被美军的威胁所吓倒，斗志反而更昂扬。面对这一情景，美军最后决定答应战俘的要求，并被迫在战俘营召开了“朝中战俘代表大会”。大会上，中朝战俘代表一起控诉了美方为胁迫战俘背叛祖国所犯下的各种罪行。杜德在铁的事实面前也不得不认罪。战俘营里五星红旗和朝鲜国旗飘扬，战俘们欢呼歌唱，歌声响彻巨济岛上空。3天后，杜德被释放，但美军答应中朝战俘要求的字迹未干，便下令对敢于反抗的中朝战俘进行了惨无人道的镇压。
据介绍，“杜德事件”后，美方把坚决要求回国的6000多名志愿军战俘发配到济州岛，对他们变本加厉地虐待。1952年10月1日，在新中国3周年国庆之日，被关押在济州岛的中国战俘，升起了10面五星红旗，表达对祖国的忠诚。但美军却开来11辆坦克和两个营的美军士兵，企图夺取五星红旗。志愿军战俘们同敌人展开了肉搏战，一批批战俘倒在血泊中，最后一名护旗队员也牺牲在旗帜燃烧的烈焰中。
图片来源于韩国汉城战争纪念馆和巨济岛战俘营遗址公园的官方网站，涵盖了战俘营的方方面面，以期能够让人更加全面的了解战俘营中所发生的一切。
一、初创时期的战俘营
巨济岛位于韩国最南端。1951年初，联合国军确定在巨济岛建立战俘营，最初的计划是收容6万名战俘，后来扩大到能够收容22万名战俘的规模。
从2月初开始的建立战俘营工程的进展很快，先期到达的俘虏们在自己被收容的地方立起篱笆，设置铁丝网，在用推土机推平之后的巨济岛原野上架起了一顶顶帐篷。随着天气的变冷，这些帐篷被半永久性的建筑物所替代。此外，在巨济岛还设置了拥有3000个床位的第64野战医院，以及共计2500个床位的2个附属医院(疗养所)。为了便于俘虏及物资的海上转运，在巨济岛还建有5个码头。
巨济岛战俘营的编号由两部分组合而成，前一位数字（6、7、8、9）代表所在的区域，后一位数字（1 -- 7）代表该区域内的收容所编号。巨济岛战俘营有4个区共28个收容所，中央谷为第６区，东部谷是第7、8、9区域，每个收容所配置收容6000人。
在这个期间，从原州、永登浦、水原、堤川、大田、河阳的俘虏收容所转运到釜山的俘虏，开始向巨济岛转移。到6月末，巨济岛战俘营收容的俘虏超过14万人。根据统计，战争期间聚集到巨济岛的战俘达17万人，加上警备部队兵力及行政人员约10万人，使得巨济岛变成了极度饱和的人岛。
初创时期的巨济岛战俘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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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军战俘暴动用的自制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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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外交部近日开放的档案中，有一份关于美军虐杀战俘暴行的档案首次对外公布。上面记载了抗美援朝期间中国人民志愿军在美国战俘营里所受到的各种虐待以及虐杀事件。其所列之事都是曾向已被遣返的中国人民志愿军被俘人员核实，并参照已捕获的美军空降特务的供词及其相关材料，经过了慎重的、反复的、忠实的对证。
饭菜里混着小虫，战俘不仅长期饥饿，而且得不到足够的水喝。
美军战俘营管理当局供给战俘食用的粮食，是大麦和少量的豌豆、碎大米，或者是小麦和大麦粉。这其中的大部分是发霉的，有些是没有脱去皮壳的，还掺有砂土。白菜是烂的，萝卜是老得空了心的，干鱼片长了很多虫，战俘们所吃的菜里总会发现许多小虫。即使这样的条件，战俘们也仍长期处在饥饿的状态下。所有战俘，每人每餐只能吃到半碗饭，吃发霉的麦团时也只能得到一个比鸡蛋略大一点的，根本吃不饱。
战俘不仅长期饥饿，而且得不到足够的水喝。在巨济岛第602号战俘营，拘禁了5000多名中国人民志愿军被俘人员，只安装有口径2厘米的水龙头一个，而且每天只放水两小时，过了早晨八点钟美军就把水管关闭。由于水少人多，煮饭发生很大的困难。水量少，煮成的饭常常半熟半生；蔬菜不能洗，只能带着泥土投到锅里。至于饮水，更为艰难。巨济岛第72联队和第86联队，在水龙头下设一水桶，战俘们须排列成队依次领水，每人每日只能领到一小碗水。战俘们口渴难忍，只有喝污水沟里的脏水，或在做苦工时，不顾美军的殴打喝一口海水。
因为战俘营内缺少水，战俘们的衣服、毯子、头发上都生有很多虱子、虮子。卫生条件相当恶劣，战俘营中各种疾病流行，严重地损害了战俘的健康。
单衣或裸体过冬，有的脚冻烂露出脚骨，非但不予医疗，反要照常做苦工。
战俘居住在帐篷里或铁棚子里，帐篷里没有灯，黑暗潮湿。一个帐篷长约10米，宽约5米，一般的要容纳50到80人，每人睡觉所占的宽幅为15厘米到20厘米。战俘睡觉时只能侧身，一颠一倒，挤压得不能翻身。
每个战俘的衣服和私人财物等都在被俘时被美军和李承晚军抢掠，战俘们没有足够保暖的衣服。
1951年7月，巨济岛美军战俘营管理当局发给战俘红色和黄色的短袖单衣和短裤，每人只有一套。许多人就是穿着这样单薄的衣服过的冬。战俘们都冻得发抖，很多战俘手脚都冻得红肿、开裂甚至流黄水。即使这样仍没人理睬。
1952年冬，济州岛第八号战俘营6000多人中，有2700人手脚冻破溃烂。在“A”号营场500多人中，有四分之三的战俘被冻伤。战俘白金堂、倪万福等20余人的脚冻烂露出脚骨。美军对被冻伤的战俘非但不予应有的医疗，反令照常做苦工。
在这种环境下，也许穿着单衣过冬都是幸运的，还有很多战俘连单衣都没有。拘留在釜山第二号战俘营之病伤战俘，他们中大部分人长期得不到衣服穿。战俘丁振芳就是其中之一，他在第一病伤战俘收容所时，自1951年8月至1952年8月，一年未穿衣服，只有披着破毯子；沙荣章于1951年冬季在第二病伤战俘收容所时，因没有衣服和鞋袜，冻伤斑斑，行动艰难，美军却借口他走路迟缓，在他屁股上戳了几刺刀。
精神虐待，火烧、“打活靶”、活埋、挖心，还进行暴力残杀和集体屠杀。
上面所列事实只是生活方面的一部分，美军对中国战俘的暴行不只如此，还包括精神的虐待，非法对战俘进行审讯，强迫战俘从事非法劳动，并想尽一切办法扣留战俘，强迫战俘充当特务，除了这些，美军还对中国战俘进行暴力残杀和集体屠杀。
美军对于在其武装力量控制下的中国人民志愿军被俘人员，包括在战场上失去战斗力的人员，危及撤离战区的病伤人员，及在其战俘营中拘留的人员，都施以暴力屠杀。并对他们使用刺刀、轻机关枪、重机枪、装甲车、坦克、武器和毒气弹等禁用武器，以及火烧、“打活靶”、活埋、挖心、勒死等残暴的杀害方法。这些事实，完全证实美国军事当局严重违反1949年8月12日关于战俘待遇之日内瓦公约之规定。
1950年11月28日，在朝鲜北部球场地区，美军撤离该地区时，将中国人民志愿军被俘人员蓝成英、赵来元等40余人全部杀害。
1950年12月1日下午4时许，美军第二师所属部队在平安南道价川郡中西里撤退时，以机枪将中国人民志愿军被俘人员31名全部杀害，被杀害者胸前都挂有“战争俘虏”纸片。
1951年5月21日上午11时左右，在洪川以东地区一个山上，美军枪杀中国人民志愿军被俘伤员（李唯义）等30多人。
1951年5月27日下午2时许，美军占领了在华川附近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地国院，用火烧死中国人民志愿军被俘伤员10多人，并枪杀伤员20多人。
档案揭秘
美军三次集体屠杀事件
美军当局还对被拘留在其战俘营中的中国人民志愿军被俘人员施以残酷屠杀。其中有三次大规模集体屠杀事件：
第一次是在1951年8月15日釜山第二战俘营，朝鲜人民军及中国人民志愿军被俘人员60余人被打死打伤。
第二次是在1952年5月21日釜山第二战俘营第三病伤战俘收容所，美军打死打伤朝鲜人民军、中国人民志愿军被俘人员190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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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是在1952年10月1日上午7时许，美军战俘营管理当局派遣武装部队一个连，由美军上校白乐摩和美军大尉布鲁克斯指挥，并附有坦克配合，进入济州岛第八战俘迎“H”号营地，以重机枪、轻机枪向被拘留在营场里的600多人射击，并向避入帐篷内的战俘用机枪扫射，用刺刀刺死。营地洒遍了死者、伤者的鲜血。
流落台湾的志愿军战俘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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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军战俘归国照
953年4月 志愿军被俘人员经过写有“祖国怀抱”的大彩门时，激动地欢呼起来。 但是,由于当时政治环境的特殊性,他们想不到等待自己的会是梦魇般的经历
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志愿军被俘人员在敌集中营进行了艰苦的斗争，终于回到祖国怀抱。但是人们不知道的是他们中很多人回国后的坎坷经历和令人心酸的遭遇。贺明将军通过调查，在他的《忠诚——志愿军战俘归来人员的坎坷经历》（中国文史出版社１９９８年１０月版）一书中以大量的事实向我们披露了这段历史及他们的经历。
初到归管处
归来人员回到祖国第一个落脚地点，是辽宁省北部昌图县的金家镇。奉命接管这６０００余归来人员的组织，叫“归来人员管理处”（简称“归管处”），是总部委托东北军区（即现沈阳军区）组建并代管的。
初到归管处的３个月，主要是恢复体力医治创伤和熟悉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现状。归来者在归管处的很长一段时间是进行整训。整训的主要内容，是对被俘人员的政治审查和根据审查的结果进行分别处理。这是“归管处”和“教导团”组建的最主要的任务和目的。政审从１９５３年１１月中旬动员开始，到次年的８月，最后结论处理完毕，共用了近一年的时间。经历了：动员教育；检查交代；作出结论和安置处理四个阶段。
原五四○团文化教员赵国玺在《日记》里记述了所传达讲解的毛主席２０字方针如下：热情关怀——党和祖国人民，各级领导并没有忘记被俘的同志们，在谈判中首先是这个问题，深知大家受的迫害和摧残。因此，归来后，在物质上照顾，精神上安慰。总之，是热情的，温暖的。各级领导干部要认真贯彻党的政策，关怀照顾，表扬好的，批评差的。耐心教育——提高思想，关心前途。前途是光明的。被俘主观客观都有原因，不能埋怨、悲观、怀疑。领导上是相信的，是会妥善处理的，帮助卸下包袱。敌人的欺骗宣传教育影响是深刻的，肃清这些影响，提高觉悟水平。领导上是认真的，切实负责的，希望大家互相帮助，掌握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不能急躁，应付；应相信政策，端正态度，积极解决自己的问题。
弄清问题——被俘情节，被俘后情形，原部队和旁证证实，群众通过，组织鉴定，主要靠自己。要有一定时间，不急躁。功绩不会抹杀，问题交代了轻快，顾虑隐瞒没有好处。慎重处理——这里指的是对军籍、党籍问题，病残问题。根据错误性质包括投敌、叛变，以及刺字等实际情况的处理上要慎重、适当。
要全面地看问题。对斗争功绩是承认的，出色的要表扬；认识模糊、动摇，犯过轻微罪过，但对敌斗争坚决，回国后学习积极，已经觉悟，组织是谅解的；犯过错误或罪过的更应安心学习；罪责个人要担负，根源在于美帝。只要觉悟，认识过错，相信组织，学习积极，党是从宽处理的。
妥善安置——每个人的工作前途，组织是关心的负责的，组织将会根据个人的情况，妥善安置。单纯考虑自己问题，表现急躁、悲观、顾虑、怀疑，是不对的，应该相信组织。大家听了这２０字方针后，心情是坦然平静的，等于吃了“定心丸”或“镇静剂”，大家打心眼里欢迎、拥护，愿同归管处领导一起认真贯彻落实下去。
１１月１８日宏政委在全团军人大会上又进一步动员。着重讲“为什么要交代？”他说道：“组织上一定要把问题弄清”，才能“慎重处理和妥善安置”。 “敌人的摧残、迫害、欺骗宣传，同志们的坚持斗争，坚定不移，少数同志一度动摇，都应很好的作个交代，好的承认，表扬；有过错的，领导上帮助卸下包袱。” “在座的同志大多数斗争比较坚决，回国学习积极，作了很多工作，领导上是信任的，不要急躁，先卸包袱。” “交代问题，要打消顾虑，消除对党的误解，正确认识党的政策，端正自己的思想态度，应积极、主动、自觉的讲清问题。交代时要忠诚老实，实事求是，不扩大不缩小。交代中所提疑问，我们要认真、虚心耐心的探讨，对别人应热情关怀、帮助。”
大家对宏政委“为什么要交代”的动员，也是舒畅坦然的。认为，这是从实际出发的，是实事求是的，所以特别入耳，特别赞成，记得也最牢。
交代什么？怎样交代等问题，１１月２０日，二团三营邵教导员接着就被俘前后情绪思想活动，在战俘营受审讯受迫害，当时的表现、证明以及参加对敌斗争的情况等作了进一步动员。邵教导员所讲的交代内容，是很系统全面的，主要是失节、失密方面的问题，同时也列入了“参加过或领导过什么斗争、立过什么功”等内容，这是符合党在处理一切复杂问题时所一贯遵循的客观、全面、实事求是的原则。
面对祖国我说些什么
追悼大会之后，很快进入交代问题阶段，是在政审动员、爱国主义教育、气节教育、诉苦教育的基础上进行的。从１９５４年１月６日开始至２月底结束。具体过程是：第一步，本人按提纲写出要点；第二步，在班务会上作检查交代，大家讨论补充纠正。这叫面对面。此外，还发动本连以至全团，凡了解情况的，都提出补充或揭发意见。这叫背靠背。第三步，在本班通过后，交连支部，再逐级上交，审查批准。
对于交代，人们都下定了决心，许多同志表示：“哪怕杀头也行，没有顾虑。”为了搞好交代，有的团营领导还适时地进行一些小动员、小试点。关于开始交代的情形，原五三八团连指导员、战俘营分委书记南阳珍回忆道： “开始交代时，搞了一些示范。我们连是自我检查，按交代提纲上所列的内容，一个一个的交代。示范完了之后，每个人在本班交代。
不少人对被俘与投降的概念分不清，不少人认为，被俘时没有负伤，被俘时没有反抗，举起手的都是属于投降行为。大部分同志都交代说： ‘贪生怕死，被俘投降’，给自己上纲上线的相当普遍。许多同志对照‘军人气节’、《党员八条标准》、《狼牙山五壮士》、《八女投江》都觉得自己差得远。” “也有一些头脑打转转的同志，在写交代材料时问我（这时我兼该连副连长）说：‘在战俘营的对敌斗争算不算？’我反映到连领导后，是这样回答的：‘现在是交代问题的时候，不是表功的时候，不要写……’” 在那一段里，人们的思想斗争很激烈，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到处是唉声叹气，领导上也怕发生意外，便传下指示说：“不管处理的结果怎样，只要交代了作了结论，就算清楚了。如果逃跑了没有作出结论，也没有证明人，就可能是叛徒或混回国内的特务…… ” 关于这一段，李炽在给我的一封信里有这样一段话：其实我早就想到应该把被俘后的情况及经过，实事求是地向组织交代清楚。我写了一份交代材料，可指导员看了后不大满意，说：“你还要仔细想想，应该提高认识，深挖细找。黄元树不是你们的同学吗？他参加团里的试点学习，自己主动交代，还是‘投降’的呢！他态度很好，很老实，大家应该向他学习！”
后来我“深挖”了好几天，始终交代不出新的问题，于是连里对我产生怀疑，撤销了我的班长职务。连长、指导员都找我谈话，反复向我告诫说：“你们应该严格要求自己，提高认识，仔细想想自己的错误，至于你们在战俘营的斗争，组织上已经知道了，就不必说了。”还说：“有些问题要重新认识，过去认为不是错误的，其实本来就是错误的，对错误一点不能姑息。自己不说，组织上也知道，现在需要的是老实态度，也是组织考验一个人忠诚的着眼点。”
正在这时，归管处发下一个文件，让大家反复学习，其中有一句话，至今我还记得，那句话是“共产党员是不能被俘的。”我想我虽然不是共产党员，可我在战俘营内参加党的地下组织，我还是“共团会”的分委成员之一，那时都按共产党员的标准参加的，现在交代问题也应该按共产党员的标准来衡量自己。我再一次和大家一起冥思苦想，搜肠刮肚地寻自己的“错误”；努力提高自己的“认识”。比如：被审讯时说了敌人已经知道的部队番号，就是“暴露了军事秘密”；虽失去抵抗力而被敌人抓去，就是“屈服”；以灰色隐蔽的方式和敌人斗争，就是“委曲求全”、“投机妥协”。还说，被俘本身就是“丧失气节”等等。只有这样，才能符合归管处领导意图，才是“忠于党”、“忠于组织”；才算是“提高了”自己的“认识”。
可是反过来一想，这是我们的形象吗？这不成了“叛徒”、“反革命”了吗？哪里是我们的真实面目呢！交代问题，一个一个地过关，一人交代，大家“帮助”，仔细追查。追问的人，全凭想象，抓住一点，顺蔓摸瓜，谁提得越“尖锐”显得谁的觉悟越高，越有水平；谁提得问题多，谁就能得到领导的表扬。凡按领导要求讲自己的问题，丑化、歪曲自己的，就被树为“典型”，戴上大红花，否则就要作第二次、第三次，甚至多次交代。有的同志在被俘初期，由于没有公开和敌人斗争，都痛哭流涕地承认有“变节行为”而得到了组织上的“通过”！有的同志只是解释了一下情况，就被认为是“对抗”，说要“加重处分”。由于我给自己提到原则高度交代问题，终于首先通过了。
在这种气氛下，人们把暴露部队番号，说成是暴露“军事机密”；甚至将被敌人捆绑后刺上的字，自己也说成是失掉立场，向敌人屈服，以致把负了重伤，因部队撤退后被俘，也说成是“投降”了敌人。
关于这一段，门培英回忆说：交代时的要求，多揭错误，少说功；在认识上功是功，过是过，功过不能相抵；主动交代从宽，别人揭发从严；检查从严，处理从宽。这时领导上动员时常说的话是：“被俘既有主观原因，也有客观原因”啦；“功绩不会抹煞”啦； “斗争功绩，组织是承认的，出色的要表扬”听不见了，代之的是：功是功，过是过，功过不能相抵；“功不谈跑不了，过不谈改不了。”、“主动交代从宽，别人揭发从严”。
南阳珍还说：不作具体分析，区别对待；我对营领导反映说，在白色恐怖的集中营，别人在点名时跟着败类喊打倒共产党，我喊打倒国民党，但领导不相信，说：“你那么勇敢怎么还被俘了？一句话就把嗓门噎住了！
被俘与右倾保命的分歧
本阶段是落实“２０字方针”中“弄清问题”，也即是对回归者交代的被俘期间表现及 “问题”做结论。“鉴定”实际是组织结论，同样是经过动员、起草、通过等步骤。
具体过程究竟是怎样的呢？陈吉庆回忆是这样：第一步：个人根据在班务会上所交代的和大家补充揭发的内容，先写成初稿，主要写“过错”、写“问题”，少写“功”；第二步：拿到班里评议、补充和修正，再拿回去改写，一次不成再次，直到通过为止；送交支部作鉴定（这叫群众评议支部鉴定）。第三步：逐级上送。战士（含班长）经营审批，排级干部经团审批；连级干部经归管处审批；营以上送“东北军区”审批。审查出问题者退回重新检查修改，批准的就是正式的“组织结论”。
做结论的政策界限，据张城垣回忆，分为三个类型：一类上，被俘期间立场坚定，忠贞不屈，并积极参加或领导对敌斗争，有重大贡献者，恢复党（团）籍，恢复军籍，并予表扬。一类下，被俘期间曾一度消沉或虽犯有错误，但其情节轻微，并旋即改正，积极参加或领导对敌斗争者，恢复军籍；党（团）籍给以处分。二类，被俘后长期消沉或错误较重，后来积极参加或领导对敌斗争者，承认其被俘前军籍，开除党（团）籍。三类，战场投敌分子，自首叛变分子，为敌服务分子，一律开除军籍，是党（团）员者开除党（团）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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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界限是交给大家掌握的，也是要个人给自己提出是属于哪一个范围之依据。进入写个人鉴定时，思想斗争激烈，唉声叹气的情况更加严重。写什么？斗争事迹和功绩不让写，即使写上又功过不能相抵。不写吧，又实在觉得于理不通，心理不能平衡。实事求是的写吧？通不过，弄不好还会被误会，说“觉悟不高”，“态度不正”，甚至还得加重处分。只好违心地不写斗争事迹、功绩、贡献，只写过错，甚至违心地给自己上纲上线，但写后又觉得不像实际上的自己，又后悔，左右为难。以致在政审进入“结论”阶段后，大多数人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的情况，比“交代”阶段更加普遍、更加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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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政策界限那么严格，但其结果，划归一、二类的人占８０％。到２月下旬，已经有一大批同志的“结论”确定了。“恢复军籍”的，“恢复党籍、团籍”的还是占大多数， “开除军籍”特别是双开除的只是个别人。同伤病归来人员大体相同，排以上转业。
３月上旬，不知何故，突然由大军区来人传达了新的精神“要提高标准”，一夜之间情况大变，对归来者的处分普遍加重。把“恢复军籍”者大部分改为“承认被俘前军籍”。把党内受轻微处分者，大部改为“开除党籍”，由８０％保留党籍突然成了９１．８％开除党籍，连以下人员一律复员。
关于这一重大变化，原五三八团教育干事马有钧回忆得较为具体。他说：根据我交代的情况，组织结论为：“有轻微错误，恢复军籍、党籍，党内给予警告处分。”同时归管处派下来的林干事也在一次会上说：“不久就要正式宣布处理‘结论’了，在座同志的党籍都是保留的。”但是两天后，发生了“高饶事件”。归管处组织大家学习七届四中全会《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文件，其间就传出：处理方案要改变，标准要从严。说什么高饶事件是目前形势下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美帝国主义是我们主要的敌人等等。
因此，我当时想“高饶事件和我们有何相干？”即使加重，顶多也不过“留党察看”也就罢了，没有想到，我和原先许多准备“恢复党籍、军籍”的同志一样，都改成“开除党籍”、“承认被俘前军籍”。
这一重大变化，我根本没有预料到，也是不敢想象的！当然是极端痛苦的！再看大家，都一样，普遍的陷入由悲观而痛苦的深渊之中。为什么要作这样“严格”的处理呢？是难以使人理解的。更与２０字方针“慎重处理”的精神不相符。为此，我曾向直接负责此项工作的林同志口头申诉过。他回答说：“你还年轻，党籍以后还可以争取嘛！”
他的好意我是领会的，但这是遥远的、渺茫的，它不能解决我的深重痛苦。若干个不眠之夜，老是翻腾着一个问题，不应该开除我的党籍，也不该开除跟我相同的，甚至比我更坚强更有贡献的如马兴旺、侯光甫等这些同志的党籍。如果这一情况让劫持大批难友的王顺清之流知道了，怎么看，怎么说？如果这一情况让 淹 谭兴东知道了又怎么看，又怎么说！
张城垣回忆说：我亲自看到连支部、营党委、团党委对我的结论是恢复军籍、恢复党籍，建议表扬。但到６月份，归管处批下来是恢复军籍，党籍悬系。而且在结论上还写着：张城垣受敌严刑拷打过多，在受刑期间是否有失节行为，在今后长期工作中考察。为此我去找郭主任，郭说以前处理对你的结论和团相同，但来了新精神都从严了。归管处把我们的政治生命任意升降。
在结论形成、通过、特别是审查过程中，由于归来者和鉴定者认识上存在着差距和分歧，反映思想上和感情上就有些对立。曹学良说：我以实事求是诚恳的态度向组织作了坦白交代，但归管处×副指导员说：“你这是夸功，不是认罪。”曹：“罪在何处？”副指导员严厉地说：“共产党的字典里没有‘被俘’这两个字。你战斗到弹尽粮绝后，朝鲜有那么多的山，你怎么不学‘狼牙山五壮士’跳崖自尽呢？当俘虏活着回来就是人民的罪人！”
这时，我想着，“啊！不该活着回到祖国，原来我想活着是共产党的人，死了是共产党的鬼，万万没有想到活着回来成了罪人！而不是共产党的人了！”结论是：“在战场产生右倾保命而被俘，恢复军籍，开除团籍。”从此思想悲观，整天唉声叹气，觉得： “祖国前途光芒万丈，个人前途从此渺茫。”讨论“结论”中，教导二团一营一位指导员给段生信做思想工作时的对话，清清楚楚地反映了两人认识上分歧的严重程度。
指导员：“段生信同志，开除你的党籍，有意见吗？” 段：“我不隐瞒，有意见！” 指导员：“有什么意见，你讲讲。” 段：“我作战听指挥，突了一夜，天明了一看，突到敌人坦克群里，死伤数百人，剩余不多，在敌人威逼下被俘了，有什么办法？” 指导员：“你是共产党员吗？” 段：“是！” 指导员：“既然你是共产党员，就应该当场战死，为何回来了？” 他巴眨着眼睛再也无话可说，但内心仍然不服。
陈吉庆在通过结论时，也同领导发生了一场激烈地争辩：陈吉庆：“指导员：开除我的党籍，不符合实际呀，把事情搞颠倒了，我应该是功臣。你宣布的这几条叫做原则性的错误，有的不该那样看，有的是斗争策略的需要。在白色统治下战俘营‘唱反动歌’ ‘看反动电影’、‘参加宗教活动’，都是集体的；在敌营的战俘，没有自由选择的余地；听敌台广播，更是没法说，那个广播喇叭就安装在铁丝网边的电线杆上，定时的播放，你听也得听，不听也得听。但听了我们需要的情况，还用来鼓舞自己战友的斗志，用来同敌斗‘法’，使它为我所用。至于派两个人打入‘警备队’，是为了了解敌情，是斗争的需要，这是在复杂的斗争形势下，古今中外都有的。
我派的这两个人———张发奇与李小元都向我汇报过多次重要的情况，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而且我是代表组织派去的，怎么能说是‘增加敌人声势，削弱自己力量’，更谈不上‘是陷害了那两个同志，使他们受到冤枉处分’。你不处分他们，并且表扬他们‘敢入虎穴，且得虎子’，不就完了吗？”但是林指导员不同意，一再说“这是政策，是上边的精神。”
陈吉庆向我述说时，激动得在沙发上哭了起来，并且一边哭一边喃喃地说：“在那个情况下，到哪里同谁去说理呀！”门培英说，政审人员同归来人员在事实的认识和政策的理解上存在着很大的距离。在通过连里送交的个人交代的材料时，我们在营里帮助工作的原“共团会”的领导人员原来福、王金贵等被吸收参加会议，也常常发生分歧和争执！我们听了既符合事实，又入情入理的交代就能通过，而管理政审的干部便提出非议而反对；他们所反对的理由常常是用活命哲学的观点来推论：“你们被俘了，在敌人管制那么森严的集中营，又手无寸铁，怎么能，又怎么敢，同武装到牙齿的敌人作斗争？” 身临其境的、甚至仍带斗争时伤疤的我们，当然不能同意他们这种不符事实的论断；当然也不会在这种给同志做政治结论的场合，违心地闭口不言，或附和苟同。我们就摆事实、举例证、讲过程，和他们争辩，打起了嘴舌官司，有时竟争执得面红耳赤，使鉴定进行不下去。我向他们提出设问道：“如果你在战斗中不幸被俘了，难道就因为是被关在铁丝网里而束手无策？就因为‘手无寸铁’不敢斗争，任敌摆布了？如果是这样的话，这６０００多被俘者是回不到祖国来的！也就是说，我们之所以能回来，是流了多少鲜血，献出了多少条命，才争到了‘直接遣返’的权利，才回到了祖国的怀抱，才有了今天 ……”
这些设问是火辣辣的，是被迫提出的！对方虽然不服，却无言反驳。但关于政审的“结论”仍然坚持：“政审是审查问题，即使斗争、功劳是事实，也不能写。至少不能多写。”对报来的材料，仍然无限上纲。负责做结论的人对很多概念名词都不清楚，一些小问题、小错误，都上升到大原则上定性。什么“右倾保命被俘”，在战俘营当了几天班长就是“为敌服务”、“暴露军事机密”、“丧失气节”，党员身份暴露的写上“投降叛变”……几乎每个人都有其中一二条，而斗争事迹、贡献功绩，除极个别的外，不许写。即使写了，也很难通过，最后还给抹去。
轮到通过我“交代”的材料时，有人不以客观事实为依据，一味地坚持其主观臆断。总算通过了，这就是“开除党籍，承认被俘前军籍”，还附有“在群众通不过时，表现不耐烦”的批评语句。
于是一个不符合事实的、不公正的、影响了多半生的政治结论——“开除党籍，承认被俘前军籍”，就这样硬性地压在了我的头上，而这一套上就是２８年之久呀！
１９９１年８月，我在太原访问原五三九团一营教导员、“共团会”总委委员兼第二分委书记李明（张志强）时，他说：二团交代时，领导说：“你们斗争情况领导上是知道的，不要讲了，主要是交代问题。”“很多同志都牺牲了，你们却怎么活着回来了！要比的话，要同烈士比。”在这种不该活着回来，要同狼牙山五壮士比的高标准要求下，经过检查、交代、评议、批评之后，我的结论通过了——“开除党籍，承认被俘前军籍”。我接受不了，同我一起受同样处分的张福庆、李全有也接受不了。但又仔细一想，结论上所写的这些错误，大都是自己检查交代的，不谈斗争事迹，不谈功绩贡献，各连都一样，自己怎么能特别？想来想去，只好同意。
这时忽又想起自己的历史——１３岁就偷跑出来参加抗日游击队，随部队南征北战；由不懂事的孩子，在党的培养教育下当了营教导员，可谁料想在五次战役中会被俘，现在落到了这步田地——开除党籍，不要说恢复原职，连完整的军籍都没有了！说到这里，这位已６０余岁的老人，竟放声大哭起来！
诉说不尽的委屈
５月下旬，连以下人员的结论开始正式宣布了，营以上干部的结论到９月份才批回来。宣布结论是以连为单位进行的，既是政审的结束，又是处理的开始。２９００多名共产党员，９１．８％被开除党籍，保留党籍者只有１２０余人，但也分别给予了警告或留党察看处分。６０６４名归来人员中约７００人被开除军籍，４６００余人只承认被俘前的军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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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了解到的情况是：
（一）原师级干部吴成德：叛党、叛国，开除军籍、党籍；
（二）原共产主义团结会的正副书记们：恢复军籍、党籍，未受处分者２人；恢复军籍、党籍，受党内警告者３人；恢复军籍、留党察看者２人；恢复军籍、开除党籍者３人；恢复军籍、党籍悬系者３人；军籍、党籍双开除者１人。
（三）原“共团会”委员共２０人：恢复军籍、党籍，未受处分者１人；恢复军籍、党内受警告处分者３人；恢复军籍、党籍悬系者２人；恢复军籍、开除党籍者４人；承认被俘前军籍、开除党籍者１０人。
在安置处理时，吴成德按营级干部转业，３０余名营团干部和少数因伤残留院一并转业外，４００余名连排干部和全部战士一律复员回家。这些干部不少是抗日战争时参军的，他们出生入死南征北战好多年，又要回到他们参军时的黄土地上，每个人的档案袋里还装着“内控”、“特嫌”、“特殊党员”的材料，而他们当时还不知道。
志愿军女战俘回国后接受审查
接受审查的志愿军战俘
志愿军女战俘回国
归国的志愿军战俘丢弃的南朝鲜方面发放的军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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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之幽雪·成员
江南忆江南·大司马